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有超过170万经过考察和培训的志愿者提供从解答问题到协助奖牌发放的服务。

穿着显眼的奥运志愿者服装的蔡小姐（音译）有一长串的志愿服务说明需要记住。

作为在550个信息亭为游人提供帮助的志愿者中的一员，她需要微笑回答游客的问题并尽量满足游客的需求。

但是每次提供服务之后，蔡小姐都要在红色封面的日志中对志愿服务时数、服务对象、发放的资料或者访问的媒体进行仔细的记录。

这不是通常志愿服务的操作流程，这是具有北京2008年奥运特色的志愿服务，由国家严格管理并为国家服务。

清华大学NGO（非政府组织）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政府有自己组织志愿服务的方式，（并且）偏好这样的方式而不是让志愿者们各自为政。”

近年来，随着志愿服务在中国的萌芽，中国政府开始鼓励一种“志愿精神”——但不是非政府组织。

为了被认可，NGO必须要向政府注册，并且由政府参与必要的运营。政府常常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却又常常很短视。从政府的角度看来，NGO应该是“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帮手”。

注册与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收到的待遇是有明显差别的。红十字会，作为一个“政府NGO”，宣称其拥有2000万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有7500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大的未注册的NGO只有大约20位成员——没有合法的地位，他们没法正常筹款，也不能发展分支机构。
贾所长解释说，政府不希望NGO造成“社会不稳定”。

当本地的NGO从他们在四川震后的救灾中赢得各方赞誉的同时，政府并未按一些组织期望的那样通过调整政策，赋予NGO更多的自由。

与此相反的是，奥运志愿者并未被视为威胁。正好，官方认可奥运志愿者来帮助即将到来历史性盛会。

在五月的志愿者誓师大会上，北京奥组委有关领导人要求“奥运志愿者要成为中国和平发展国家形象的代表者”。

事实上，志愿者的选拔和训练都是慎重进行的。“奥林匹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的作者徐国齐（音译）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从来没有一个主办城市像北京这样在准备志愿服务工作时遇到如此多的麻烦，付出如此多的努力。

北京奥组委花了三年时间从超过200万份申请中遴选出合适的人选。今年早些时候，通过“好运北京”系列测试赛，组织者评估了这些未来的奥运志愿者在引导客人和帮助客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王晓（音译）自信、善于沟通、时常微笑。她工作也很努力——奥运志愿者选拔考试前的七天，她把空余时间都花在图书馆熟悉奥运历史、北京旅游景点、残疾人帮助指南，甚至还与同学一起对志愿服务过程进行练习。她认为这很有趣。

作为在体育场馆提供服务的10万名赛会志愿者中的一位，王小姐需要记住座位的分布以及应对不讲理观众的准确守则。

而像蔡小姐这样的城市志愿者有40万名，他们在遍布北京的志愿服务岗亭中提供服务，他们需要清楚地图和公交路线、提供应急救助、熟悉关于奥运的方方面面，更不用说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

然而，最为精心的准备则是由大约800位年轻女孩组成的精英志愿者。其中400位作为拉拉队员，将为任何需要她们的队伍加油。而另外大约400位作为颁奖礼仪志愿者，则更为辛苦。她们的训练包括“每个团员穿着高跟鞋，头上顶一本书，两腿膝盖间夹着一张普通的白纸站立，不论是书还是纸都不可以掉落。这样的训练，一站就是一个小时。”

剩下还有100余万的社会志愿者分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帮助需要帮助的每个人，并防止那些闹事的人。

北京奥组委向这些人推广一个相当新的概念——志愿服务。一些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这中间来了，但是，参与其中的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的翟雁主任告诉我们，提供培训的人既不能标识他所属的组织，也不能告诉培训对象关于他们所属的组织的信息。

虽然北京奥组委在提高公民志愿服务意识上动机如此强烈，这并不能使NGO们直接受益。来自北京地平线教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张维（音译）说：“我并不认为会有很多奥运志愿者会在之后加入NGO。”

在提供志愿服务的岗亭，蔡小姐向我们展示他们团队的志愿服务日志，自豪地提到他们第一天就帮助了170人，而之后更是达到了每天200到300人。

和她的6位同学一样，她之前只做过很少的志愿服务工作；她曾经给一个孩子做过一个学期的家教。奥运激发的历史责任感促使她投入到奥运志愿服务中来。她说：“如果没有参与，我会感到遗憾。”

然而，她补充道，成为奥运志愿者的经验使她想要做更多的事情。她说：“帮助人们并听到他们说‘谢谢你’的感觉真好。”